當前，金融服務外包發展迅速、潛力巨大，已經成為國際外包的重點發展領域，僅離岸金融服務外包的市場規模就已達21 0 0億美元。在人民幣持續升值大背景下，隨著人力成本對我國金融外包特別是離岸金融外包的制約日益明顯的情況下，如何依托大國經濟優勢，選擇適合我國國情發展路徑，有效破解成本因素對我國金融服務外包發展的約束，是目前亟待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

　　一、我國金融服務外包發展的成本約束

　　近年來，我國金融外包業呈穩定發展的態勢，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0%以上，并出現了華道數據這樣位列IAOP2009年全球外包100強這樣的大型本土金融服務企業。然而，我國金融服務外包起步較晚，發展水平低，與印度、菲律賓等國相比，仍然處于比較落后狀態。

　　根據麥肯錫的統計，2008 年中國金融服務外包規模已達48 億元人民幣，不及美國同時市場規模的8%。

　　同時，與印度等服務外包發達的國家相比，中國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偏弱：從企業規模上看，我國大部分金融外包企業仍是100人以下的小企業，而印度前10名外包企業人員規模多在1萬人以上，銷售額是中國最大金融服務外包企業規模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從企業效益上看，我國外包企業年人均創造的收入只有1萬到2萬美元，而印度外包企業則達5萬美元；從組織管理上看，中國企業專業資質普遍較低，在排名前30的軟件公司中，僅有20%的企業獲得了CMM4或5級認證，國際領先軟件外包企業這一比例高達80%以上。

　　金融服務外包能夠大規模跨國展開，實現基于比較優勢的人力成本節約是其最主要的因素。由于金融服務外包通過一根電腦線賣全球”，只需要人腦＋電腦”。在人力成本、語言環境、基礎設施、制度環境等決定金融外包產業發展的諸多因素中，人力成本是基礎性的因素。

　　盡管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人力素質要遠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但低人力成本衍生的巨大市場需求不僅可以吸引這些國家龐大就業大軍中素質最高的一部分群體，而且有效激勵通過聯合辦學或國際交流培養新一代外包人才。因此，外包特別是離岸外包發達的國家既可以是人口素質普遍低于中國的印度，甚至可以是政治局勢比較動蕩的菲律賓。語言環境、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等對于外包業發展的影響主要在于交易成本的節約，盡管能夠影響發包方對東道國的選擇，但如果基于人力成本的節約能夠更多削減企業的營業成本，這些因素都將成為企業發包東道國選擇的次要方面。

　　我國金融服務外包之所以落后于印度等國家，從根本上源于成本，特別是人力成本方面的比較劣勢。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社會政治穩定，基礎設施發展水平遠遠優于印度等國家，法律體系特別是知識產權保護體系逐步健全，再加上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金融服務外包的生態環境并不遜色于其它發展中國家。

　　真正制約我國服務外包發展短邊因素是人力成本。作為世界最發達的離岸金融服務外包承接方，印度的人力成本只有我國的一半不到，特別在一些與金融服務外包相關的高收入職位薪酬水平明顯低于我國。根據美世咨詢2005年的一項調查，中國項目經理、金融分析師軟件開發工程師的年收入分別為23400美元、13200美元和13457美元，而印度分別為10000美元、8400美元和10277美元。人力成本的巨大落差和語言上的優勢，使得印度在承接歐美金融服務外包方面占得先機。

　　同時，由于印度整體人均GDP僅為我國的一半，再加上充足的人力資源供給、完善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體系，印度金融服務外包特別是離岸外包相對于我國的絕對比較優勢將長期存在。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離岸和在岸金融外包成本的影響

　　所謂人民幣升值就是人民幣購買力增強，在表現形式上是對國際主要貨幣匯率的上升。人民幣升值的根本原因是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快速提升，使得相同數量人民幣可以購買更多的外國的商品和勞務。由于改革開放等制度創新對我國生產力釋放將是一個長期過程，再加上人民幣國際化等貨幣金融戰略的推進需要本幣長期升值預期的配合，人民幣升值將是一個長期性趨勢。

　　在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我國離岸金融服務外包的成本約束將更加顯現，在岸金融服務外包則由于進口成本的降低發展空間得到進一步拓展，同時，中小企業在成本競爭中將處于不利地位。

　　（一）人民幣升值將提高出口成本，進一步削弱離岸金融服務外包競爭優勢。金融服務外包行業是人才密集型產業，人民幣繼續升值，人力成本上升，將增加軟件外包的成本，并且造成以美元結算的外包收入減少，直接影響外包企業效益。比如，作為金融服務外包的一個主要環節，由于成本上升，軟件外包業的經營利潤將受到很大影響。根據中國進出口銀行上海分行測算，人民幣每升值1%，軟件外包的利潤將降低0.7個百分點。由于中國軟件外包業務平均利潤率大約在25%左右，普通中小服務商的利潤率則小于10%。

　　在人民幣升值因素驅動下，隨著加薪潮的來臨以及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上漲，中國金融服務外包的人力成本上升勢頭還將繼續發展，產品價格將繼續攀升。離岸外包的驅動力在于可以使發包企業節省30%～50%的成本。如果人民幣持續升值，這種驅動力將越來越小，中國絕大多數外包企業賴以生存的價格優勢將減小甚至不復存在。事實上，隨著人民幣的持續升值，中國和印度金融服務出口的市場占有率的差距一直在拉大，2000年，兩者國際市場占有率分別為0.08%和0.35%，2008年則為0.10%和1.34%。

　　（二）人民幣升值將降低進口成本，推動在岸金融服務外包市場快速發展。人民幣升值可提高國內人民幣的購買力，降低金融服務進口成本，改善貿易條件，有利于推動我國在岸金融服務業的快速發展。

　　當前我國金融服務外包仍以在岸外包為主。從國內承接金融服務外包業務來源國看，到2010年，我國在岸金融業務流程外包市場高達500億美元，而離岸金融業務流程外包僅為50億美元左右，二者之比為10:1。與離岸金融服務外包相比，我國在岸金融服務外包將更多的獲得人民幣升值的正效應。

　　從供給方面看，人民幣升值在降低進口金融服務成本的同時，也將迫使國內金融服務外包商提升效率，降低報價，有利于激勵發包方加快非核心業務的剝離，推動在岸金融服務外包市場的快速成長。從需求方面看，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提升國內金融機構的估值水平和投資吸引力，海外跨國金融機構和國際大型服務外包提供商將擴大對中國市場的介入以分享中國經濟成長成果，再加上最具有成長性的新型市場經濟大國經濟背景，我國在岸金融服務外包的整體市場容量將迅速擴張。對于在岸金融外包，人民幣升值將具有更多的正效應。發展在岸金融服務外包，既可突破我國金融服務外包發展的成本陷阱，躋身國際金融外包產業鏈的頂端，又有利于我國金融業做大做強，為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更強大的金融支持。

　　（三）人民幣升值將抑制我國中小外包企業的成本優勢，倒逼我國金融服務外包業優化升級。金融服務外包的驅動力在于可以使發包企業節省30%～50%的成本。隨著人民幣持續升值而帶來的金融服務外包成本的逐漸提升，企業勢必要提升價格。然而，由于我國金融服務外包以中小企業為主，大部分業務來自日本和韓國的中低端項目，歐美業務主要是從跨國公司駐中國機構承接的第二、第三包等轉包業務，定價權旁落。

　　據IDC統計，中國對日外包價格在過去10年間下降了30%。這意味著中國絕大多數外包企業賴以生存的成本優勢逐漸減小甚至不復存在，只有那些擁有核心競爭力，也就是更具創造力的外包企業，在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大背景下才有更多的生存空間。人民幣升值將作為一種外在的壓力，將倒逼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優化組合，推動企業組織的大型化和高端化，通過市場對接、產業對接、需求對接，不斷提升產業能級。

　　三、對策建議

　　（一）把握機遇，重點開拓在岸金融服務外包市場。在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在岸金融服務外包既面臨著金融服務業大發展的歷史機遇，又有外包成本下降所引致的利益驅動因素，發展空間非常廣闊。大力發展在岸金融服務外包企業，需要金融發包方、承包方和政府等多方參與，形成合力。

　　首先，積極釋放金融外包有效需求，著力培育發包市場。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要將外包作為企業發展的重要戰略選擇，積極剝離后臺服務等非核心業務，大力削減經營成本，從需求方面推動在岸金融服務外包的發展。

　　其次，壯大金融服務供給主體，提升在岸金融服務外包產業能級。金融服務承包方要有效把握在岸金融外包市場需求擴大所形成的市場機會，通過技術引進、離岸轉包等形式盡快提升核心競爭力，培育一批具有國際資質的企業，形成一批有影響、有規模、有競爭力的服務外包品牌企業和品牌產品。

　　第三，政府應在職能范圍內積極參與、主動作為，重視與金融服務發包方和承包方的溝通，在稅收、人才、土地等多個層面進行政策傾斜，營造金融服務外包的良好發展環境。

　　（二）揚長避短，實施離岸金融服務外包細分市場差異化競爭策略。依托世界最大新興市場的支撐，以及與發達國家人力成本的巨大差距，盡管形勢嚴峻，但如果外包企業能夠趨利避害，揚長避短，我國離岸金融外包產業在某些細分領域依然具有趕超印度等外包強國的實力。

　　首先，強化對細分市場的把握能力，實施差異化競爭策略。充分發揮與日本、韓國及亞洲其他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在地理上鄰近、文化上相通的優勢，鞏固在這些市場上的傳統優勢；抓住歐美在華金融機構本地化經營的戰略機遇，深化與其母公司在離岸外包方面的合作，強勢介入歐美服務外包市場。

　　其次，加大對龍頭企業的扶持力度，推動離岸金融服務轉型升級。政府相關部門和機構可針對我國服務外包分散化經營、抗風險能力差等特點，根據實際情況對一些輻射帶動能力強的優勢企業進行政策指導和扶持，推動其向價值鏈的高端攀升。

　　第三，改變貿易結算方式和手段，盡可能采用本幣進行支付和結算，合理規避匯率風險。

　　（三）強力補缺，加大金融服務外包人力資源開發力度。人力成本套利是國際服務外包發展的基本動因。比如，2005 年, 德意志銀行將研究業務外包給印度。如果雇用一位華爾街分析師的年薪至少為25 萬美元, 而具有同樣資質的印度分析師索要的年薪一般不會超過2 萬美元。然而，這種工資套利產生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東道國必須具有足夠數量的高素質人才。盡管印度的文盲率和極端貧困人口都占到全國總人口的1/3以上，但該國卻擁有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科技人才儲備庫和占全世界30%的軟件開發人員。

　　當前，人才素質因素已成為制約我國金融服務外包發展的一個短板因素，雖然人才儲備豐富，但精通英語、技能精湛的高端人才極其缺乏，無法形成規模優勢。

　　因此，我們有必要按照國際先進技術和全球化的理念，積極探索符合我國金融服務外包產業需求的人才培養模式，建立和完善多層次、全方位的人才培訓體系，形成以企業為核心，政府、學校和科研單位相結合的人才培養體系，創新科學有效的人才激勵體系，打造適應我國在岸和離岸金融服務外包要求的國際型、創新型、應用型人才隊伍。

文/ 郭建斌 （經濟學博士，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

來源:《中國服務外包》